1931年，曾志和丈夫蔡协民根据党组织的安排，前往福州执行任务。然而刚到福州，他们便遭遇了当地警察和特务的盘查，感受到了严酷的白色恐怖。事情起因于他们在填写旅馆登记表时，对姓名稍作犹豫，这个微不足道的动作引起了旅店老板的注意，并被报告给了警方。幸运的是，警察仅仅怀疑蔡协民涉嫌拐带妇女，并未做出更严重的行动。由于他们事前已做好充分准备，最终化解了这场危机。这次小小的波动让曾志和蔡协民意识到，这里的白色恐怖远比他们预想的要严重和险恶得多，必须更加谨慎小心。
不久后，曾志得知自己怀孕了，这是她与蔡协民的第二个孩子。由于当时经费紧张，每个交通员除了支付房租外，每月伙食费所剩无几，仅有6元，其中一半还得用于交通费，剩下的实在难以维持基本生活。好在福州的物价较为低廉，生活还能勉强过得去，然而对于正在怀孕的曾志来说，这样的经济条件无法保证充足的营养。尽管如此，她依然顽强地坚持着工作，面对艰难的环境，始终未曾放弃。
时光流转，曾志怀胎十月，终于在11月顺利生下了一个男婴，并给他取名为“铁牛”。看着怀中的孩子，曾志的心中不禁涌起对第一个孩子的回忆。那是1928年11月，当时她即将临产，但由于后方的接生人员无法及时赶到，最终只得请一位干部的妻子来帮忙。这位干部夫人虽然在广东学过短期护士课程，但并不懂得如何接生。当曾志忍受着剧烈的疼痛，孩子却始终未见出生，她那时的接生人竟试图用力按压她的肚子，结果只是血水流出，孩子依旧不见踪影。在极度的痛苦下，曾志昏了过去。幸好，一位经验丰富的大嫂赶到，请来了中药房的医生，才用药物将她唤醒，经过反复的折腾，直到第三天，孩子终于诞生。那时的曾志年仅17岁，根本没有任何喂养经验，而恶劣的战争环境又让她对孩子的未来充满了无尽的忧虑。
展开剩余59%正当她为孩子的前途忧心忡忡时，王佐部队的石副连长的家属来看望她。了解到曾志的担忧后，石副连长的妻子表示愿意收养孩子。原来，她三年前也曾生过一个孩子，但不幸夭折了，她一直渴望能有一个孩子。考虑到自己身边的环境过于危险，曾志最终同意将孩子交给他们，孩子刚刚出生仅26天。送走孩子后，曾志心情沉重，悲伤难以释怀，但她很快振作起来，投入到新的工作中。
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曾志的日子并没有轻松太久。转眼到了次年，蔡协民接到调任厦门的命令。曾志再度陷入两难之境，最终她写信回家向母亲诉说了此事。母亲得知后立即寄来了40块大洋，让她将孩子送回老家抚养。曾志十分赞同这个提议，打算请假将孩子送回老家。然而，当她刚到厦门准备请假时，王海萍突然找到她，并告诉她，考虑到孩子长途跋涉的危险，最好还是由当地居民收养。曾志坚持自己的想法，准备将孩子送回老家，但王海萍终于透露了事情的真相。原来，当时厦门市委急需资金，于是提前向一户人家借了100块大洋，条件是要为这家人找一个孩子做养子。得知这一内幕，曾志感到十分伤心，但最终还是选择了遵从组织的安排，将孩子交给了那家人。为了纪念铁牛，曾志与蔡协民在离别前为孩子拍了一张全家福。
尽管她经历了深深的失落，曾志却从未对王海萍心生怨恨。她明白，相较于自己，王海萍为革命付出了更多的牺牲。王海萍与妻子梁慧珍两人都积极投身革命事业。1931年，警察突然包围了他们的家，而怀孕的梁慧珍也被当场抓捕。不知情的王海萍回到家时，正巧被藏在巷口的保姆拦住，成功躲过一劫。不幸的是，怀孕六个月的梁慧珍未能逃脱，最终她和腹中的孩子都被敌人残忍杀害。王海萍失去了亲人，内心无比悲痛，但他没有沉溺在个人的伤痛中，而是更加全身心投入到工作当中。曾志在得知这些事情后，深感敬佩，认为像王海萍这样的领导，值得每一个革命者尊敬并学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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